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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名山之风景，壶关县抱犊山是北太行风景中堪称独秀者。自秦汉以来，抱犊山从天下自然胜境到贤者隐逸之山，再至道教洞天福地，抱犊山历经三变而文脉永续。

抱犊山(紫团山)周边风景。

　　抱犊山坐落于太行山壶关县地段，海拔达1500米，风光旖旎，有奇峰怪石，自古便是风景绝美之处。历来有“南武夷，北太行”的说法。此山风景优美之处，古人曾有“紫团山景三十六”(杜敩言)、“风景似非人世间”(孔荫言)的描述。吕洞宾作《游灵显观》一诗描绘此景：“素衣丘壑寄生涯，相近茅衡共几家。卧听松音临水石，坐看山色老烟霞。”自然胜境乃天地赋予，凡人见之无不被其“秀出群峰外，团团紫气重”的山水所折服，被诗人反复书写的三十六景如今依旧是长治文旅的标志性景点。

　　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从自然胜境之山到人杰地灵的隐逸之山、文化之山，始于西汉令狐茂和赵瞿二人的参与。“壶关三老茂”即令狐茂，是抱犊山历史上第一位值得书写的人物。“壶关三老茂”的故事在班固《汉书》中有记载：“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于是有了汉武帝末年影响巨大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兵败逃亡。面对汉武帝的愤怒与群臣的忧惧，“壶关三老茂”上书以父子君臣之道为太子进行辩解。其言道：“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同时，三老茂进一步指出“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最后，指出汉武帝的问题所在，“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三老茂“书奏，天子感寤。”可见，三老茂在群臣忧惧、不敢言说的情况下，以父子之情打动了汉武帝从而使其得以感悟。之后才有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颁布。“壶关三老茂”是“巫蛊之祸”中最早为戾太子刘据鸣冤者，也是促成汉武帝反省者，他是壶关历史上的勋业第一人。

　　颜师古注曰：“壶关，上党之县也。荀悦《汉纪》云：‘令狐茂’，班史不载其姓，不知何得也。”从以上令狐茂劝解之词可推断出他深厚的儒家经学修养。据康熙二十二年《壶关县志》卷三《人品志》记载，“按《汉书·郡国志》引《上党记》曰:‘令狐徵君隐城东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讼戾太子冤者也，茂即葬其山。’”令狐茂隐身“城东山中，去郡六十里”之处，此郡为上党郡，此城当为壶关县(汉高皇二年设置)城。按图索骥，当为今天抱犊山(紫团山)之地。如果仅从《汉书》中令狐茂的奏疏来看，其人应该是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其君臣之论是对《论语》的引用，其引用《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籓;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表达的亦是劝诫当政者做恺悌君子而别听信谗言的政治抒情。上书的令狐茂应该为壶关一地具有崇高威望的儒家人物，或者说是被察举到中央的地方贤达(文学)之流。

　　令狐茂在“巫蛊之祸”后，晚年隐居抱犊山，论其初衷或许是为残酷的官场争斗感到厌倦或者是为看破了是非成败，从而选择回到家乡的抱犊山来“惯看秋月春风”。汉代有隐逸之风渐兴，抱犊山因令狐茂之名而渐为士人所重，每有避世之士慕其高义，多往栖焉。此山遂成儒道精神交汇之所，既存君子守正之志，亦容超然出尘之思。后世追述隐逸传统，恒以抱犊为典范之一，其源实自令狐茂始。

　　汉代有上党人赵瞿，其神仙故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中有记载。赵瞿“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其家乃赍粮将之，送置山穴中。”后来赵瞿被经过此地的仙人所赐药松脂，赵瞿“服之百许日，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在人间三百许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犊山去，必地仙也。”赵瞿遇神仙事，以及赵瞿抱犊入山之事当广为流传，因此此山名为“抱犊山”。赵瞿以垂死之躯能够服用松脂而治愈、延年，有彩女的相伴，均是遇仙而成。最终赵瞿得以抱犊入山，或许抱犊山就是修真者、救命药、彩女之生发之地。此时的道家还未形成，但从儒家积极参政到道家隐逸江湖的人物大有人在，令狐茂晚年隐逸抱犊山，葬于抱犊山的选择毫无疑问就是从儒归道的抉择结果。以山水为归隐之地，从令狐茂开始让这座风景之山成为了隐逸之山。

　　抱犊山为太行山水极佳处，在三国两晋时期因有曹喜、葛洪、紫团真人等道家人物的隐逸日渐从隐逸之山转换为道教名山。魏国钟繇在年轻的时候跟随刘胜、关枇杷入抱犊山跟随曹喜、刘得昇学习书法三年，随后又挖掘韦诞墓得其书法藏书。其书法乃大进，遂与曹操、邯郸淳等人齐名。可见当时擅长书法的大学者曹喜、刘得昇隐居在抱犊山。

　　魏末与嵇康交好的王烈曾进入抱犊山。葛洪在《神仙传》卷六《王烈传》中记载：“王烈，字长休，邯郸人。常服用黄精并且炼铅，年龄二百三十八岁，容貌依旧年轻，登山如飞。年少时为书生，嵇叔夜与他交往，王烈进入太行山，听到山裂的声音，前往查看，山断开数百丈，有青泥流出如同骨髓，取来搓揉，片刻变成石头，像热蜡的样子，吃起来味道像粳米，仙经说：‘神仙五百岁，就开启一次，里面有髓，能够服用的人，寿命与天地相同。’”这段文献也被引用到抱犊山的神仙文化建设之中。

　　在道家眼中，抱犊山是神仙居住之处。两晋时期，紫团真人“不知来自何方，隐居紫团山修真升天。尨眉子引用他的仙诗作为金丹。口诀：闭住天厨只需一呼，天罡不动运转阴符。流精华气旺盛归于金鼎，炼成神丹装满玉壶。”

　　在抱犊山道教文化构建里，赵瞿、王烈等神仙人物的记载，都出自东晋道教思想集大成者葛洪的《神仙传》一书。从如今的文献考证来看，我们很难找到葛洪在抱犊山修真的直接记载，但在葛洪构建的神仙谱图里，抱犊山却达到了道教仙山的各项标准。一是地理认知方面，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把抱犊山和华山、泰山、嵩山等并列，认为是“可以精心思考，合作仙药的地方”，是古代道士合作神药的名山;二是丹道实践方面，《抱朴子·仙药篇》中有“上党人赵瞿进入抱犊山修仙”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出紫团山作为丹道场域的真实性。上述赵瞿、王烈成仙的过程中都有吞食丹药的过程，由此也能得出：抱犊山拥有丰富的“石髓”“金丹”“黄精”“炼铅”资源。

　　葛洪对上党抱犊山中神仙人物的记载使抱犊山进入到道教文化体系与道家话语构建之中。名山叙事的符号植入、仙药传说的地域固定、历史人物的传奇叙述在葛洪的构建下，让抱犊山从隐士精神的栖息之山增添了道教神仙的文化色彩。从这个意义来讲，葛洪及其代表作《神仙传》《抱朴子》是抱犊山文化的宣传者，也是抱犊山文化的塑造者。

　　李唐时期抱犊山改名为紫团山，道教信仰持续兴盛。唐代末年紫团山下乐氏二仙传说兴起，相传乐氏二姐妹在此成仙，施药救济世人，民众为她们建立祠堂供奉，奠定紫团山道教人文基础。宋代真泽宫建成，成为祭祀乐氏二仙的核心场所，朝廷多次敕封，道教信仰与地方民俗深度融合，香火日益旺盛。元代全真教传入，紫团山道观体系逐渐完善，道士们在此讲经布道，修道炼丹，吸引四方信众，成为区域道教活动中心。明代真泽宫历经重修扩建，规模宏伟，道教仪式规范化，乐氏二仙信仰影响扩展至晋冀鲁豫等地，庙会活动规模盛大。清代道教虽然逐渐世俗化，但紫团山作为乐氏二仙信仰发源地，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宗教影响力，真泽宫香火不断，成为联结地方信众的精神纽带，其道教文化传承延续至今。

　　回望抱犊山的千年历史，我们沉痛地发现在这或真或假的历史中，历史的真实令人痛心。汉代令狐茂不畏皇权而以隐遁入山为结，赵瞿病癞历年被其家人弃置于山洞自生自灭，乐氏二女因家庭贫困为后母虐待致死，这些残酷的历史真实案例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远去。道教对这些活在苦难中的人以“仙人所赐药松脂”、修真者导引、以仙丹相赐的方式让其成仙，这些道教仙话给了当时的人以些许安慰，但终究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本身。

　　俱往矣，苦难已经远去。而今的抱犊山是安康时代的文旅胜地，是人们健身的天然氧吧，更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美好见证。

供稿：张丽锋

图片：赵俊杰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复审：马   燕

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