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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史是指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研究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而不断拓展。人类史可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其中，史前史是指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历史，主要通过考古发现来研究。文明史之前的人类史即史前史，不能称之为人类文明史，只可称为人类史。我国的人类史起源，即史前史的源头为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启之时，我国的文明史起源于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所以，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本文只探讨论述盂县人类史起源与文明史的起源。盂县文明史的起源，即狭义上人们所说的盂县历史起源。

盂县人类史的起源

　　盂县的人类活动始于何时?1995年版《盂县志》记载为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或两千年)，其依据为在县境土塔、大横沟等8个村出土的石斧、石刀、石镰、石锤等考古遗物。

　　土塔村新石器遗址位于土岗之上，分布面积约1.5万平方米，采集到磨光的石斧、石磨、石刀等相关遗存。大横沟的新石器遗址位于大横沟村西北，分布面积4万平方米，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镰和人类定居的灰坑4座，以及商代早期绳纹鬲、斝、罐、甑、蛋形瓮等泥陶残片。此外，在乌玉村、北关村、獐儿坪村、西潘村、南兴道村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禅房村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中的陶片等遗存。

　　2011年版的《盂县志》记载则有了新的变化。1998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阳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盂县黑砚水河畔的庄只村附近一处洞穴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此项发现将盂县的人类史上溯至一万年前至两三万年之间。

　　此前，我曾撰文在县内报道这一信息。在1998年黑砚水河洞穴考古之后十年，即2008年左右，我从盂县文管所获知这一消息，并找到了《黑砚水河一号洞穴遗址报告》的考古文章，撰写了《盂县人类史提前到旧石器时期》一文，分别发表在《藏山》杂志、《盂县报》和《盂县讲坛》上，使这一重大信息在县内公开，并向盂县史志办作了报告。而实际上，在1998年的《中国文物报》和《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等专业报刊上早已发表过此消息，可惜县内各界人士当时未予注意。

　　省考古所的考古报告指出，这处洞穴遗址面积达100平方米，考古发现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和动物化石碎片。出土的石制品以脉石英为主要原料，矽质岩次之，燧石更少。石制品可分为石核、石片、石器。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锥钻、石锤等。骨制品都较碎小，长度多在8-15厘米之间，有打击痕迹。有的骨制尖状器，尖端圆凸光滑，光泽度较高，可能是多次穿磨使用形成的。

　　该报告认为，从所出土的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和特点来看，该遗址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由此认定，1995年版县志记载的盂县人类活动时期，可以由新石器时代提早到旧石器晚期，从而使盂县的人类史起源上溯至一万年前至两三万年之间。

　　当时，这些旧石器晚期的盂县先祖们，居住在天然的山洞中，使用着经过打击而尚未经磨光的较为细小的石器和骨制品;他们会用火烧烤食物，但还不会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那样会烧制陶器;他们用兽皮、树皮、树叶当衣服，遮羞御寒;他们以采集植物类食物和狩猎动物为生，不会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那样养殖猪、鸡、羊、狗、牛等动物，也不会种庄稼，当然也没有使用各种简易的农具。他们过着以原始(母系)氏族为主的晚期智人群居生活，实行族外群婚。

盂县文明史的起源（即历史起源）

　　盂县的历史起源，人们一直传说为古仇犹国，有一些书刊也载为起源于仇犹国，并说赵氏孤儿在盂县藏匿的时间也在仇犹国时期，还探讨白狄人为何将国名定为仇犹。

　　去年以来，我通过查阅《左传》《史记》《永乐大典》《方图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历史书籍，并参考河北省研究鲜虞国、肥国、鼓国的专家和太原市研究阳曲县历史的专家的研究成果，还重点查阅、研究明代嘉靖和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各版《盂县志》，对盂县历史的起源有一些新的认识。

　　仇犹国是白狄人建立的。白狄人在春秋时生活在陕北高原的古雍州北部，公元前569年晋国对狄人实施和戎政策，白狄人才开始东迁。据河北省研究鲜虞国、中山国的专家称，白狄人跨越黄河龙门后，东迁至今山西五台清水河一带，停留一段时间后，沿滹沱河而下，于公元前550年进入今河北平山、石家庄一带，分别建立鲜虞国(另说为鲜虞部落联盟)、肥国和鼓国，且这次东迁还成立了仇犹国。

　　根据河北省专家的研究结果分析，白狄人东迁沿滹沱河路经盂县北部时，可能是其中一支溯滹沱河支流龙华河而上，向南进入今盂县城东古城坪建立了仇犹国。有专家研究认为，春秋时智伯军队占领仇犹国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因这段路程很短，这支白狄人到达今盂县城的时间，不会迟于公元前550年迁至平山、石家庄一带的白狄人。因此仇犹立国的时间在公元前550年前后。

　　盂县在仇犹国之前有历史记载吗?据盂县明代嘉靖志和清代康熙志载，今盂县早在春秋早期为晋太子(国君之子)姬于的封邑，志书中称姬于为仇犹伯，之后为赵盾(公元前655-前601)的食邑，称之为仇犹大夫。赵盾去世后，其子赵朔(公元前637-前597)世袭接管此地。赵盾生于公元前655年，逝于公元前601年。由此说明，早在白狄人东迁(公元前569年)和成立仇犹国(公元前550年前后)之前，晋国已在此设立仇犹邑，作为晋太子姬于和赵盾、赵朔的食邑，且已有仇犹之名称。按赵盾的生活年代推算，在他之前还有仇犹伯姬于在此封邑。由此说明，距今2700年左右时(公元前700年前后)此地已为仇犹邑。

　　清代盂县的乾隆志中，对于晋太子姬于和赵盾、赵朔仇犹伯、仇犹大夫之称谓及食邑之事有所质疑，但此志也继续记载此内容。盂县光绪志亦依照上述诸志记载。这四部古县志都记录了此内容。志书中称“仇犹伯有遗爱于民，民立庙记之”。赞曰：“于昭我盂，姬君封盂。惠及当时，德垂后世。自古迄今，人心攸系。身虽亡焉，庙食勿替……”此外，县城北高城山自古曾建有晋太子庙，就是志书上记载的祭祀仇犹伯姬于的。在国家重要典籍《永乐大典》和《方图志》中载有：“晋太子于之邑……”

　　关于藏山藏孤的历史，也发生在仇犹立国之前的仇犹邑。晋国著名的下宫灭赵惨案发生于晋景公三年，即《史记》记载的公元前597年，《左传》记载为公元前583年。说明程婴藏孤时还没有仇犹国。当时赵朔被处死，正是在其食邑的仇犹邑时期。由此可以从一方面证明，程婴之所以把赵氏孤儿藏在盂山，正是因为此处位于赵家食邑之地。所以在此藏孤有其方便之处。

　　综上所述，盂县的历史起源即文明史起源于距今2700年前后的春秋时期晋国的仇犹邑，早于程婴藏孤一百年左右，藏孤的历史又早在仇犹国之前。

　　关于《左传》中春秋末期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之一的“盂县”，在盂县的古县志中,记载此“盂县”只包含今盂县西部地域的西烟镇、东梁乡一带，当时今县境的绝大部分区域属仇犹国。该“盂县”的治所在今阳曲县的大盂镇，其所含绝大部分区域属于今阳曲县的地界，《阳曲县志》载为阳曲县的历史沿革。

　　《晋国通史》一书中，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博士言：(盂)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仅据杜预所注‘太原盂县’而定在今盂县，不确。盖将古今盂县混为一地所致。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在其《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书中，明确标明祁氏之田七县之一的“盂县”，与当时的仇犹国分设两地。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学者皆以此历史地图集为准。

　　由此可知，祁氏之田的历史是盂县西部东梁乡、西烟镇的历史起点，可以说是盂县历史起源一个小的分支，盂县历史起源的主脉在仇犹国之前的仇犹邑。

　　文末，需说明一点，本文关于仇犹邑、仇犹国立国时间和藏山藏孤时间的观点与两版新《盂县志》的表述都不同，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供稿：崔亮云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复审：马   燕

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