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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资料卡

        ⊙文物：陶寺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出土：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

        ⊙基本情况：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样一句俗语：“百年上海千年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山西这片高山大川、壮丽辽阔的表里山河，不仅保留了一大批屹立千年的古代建筑，更隐藏了4000多年前华夏民族崛起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揭露，还要从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说起。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就已经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陶寺遗址，但直到1978年才开始对这里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40多年的时间里，陶寺遗址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挖掘。1978年至1987年，考古学家揭露了陶寺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多座，确定了陶寺文化。2000年初的发掘中，重点对陶寺大城进行了勘探和城墙解剖，基本确定了大城的时空分布。自2002年起，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56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和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进行了重点挖掘。从此，陶寺遗址的发掘研究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了探索一个都邑的布局与性质。在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考古学家对宫城城墙进行了重点发掘，这座13万平方米的宫城，与外城共同构成“回”字形的“双城”结构，形成了完备的“城郭之制”，表明这里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最初形态。

        考古学家把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历时距今4300年到3900年，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在中期达到鼎盛，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是迄今为止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之一。城内已出现了严格的功能区划：东北部是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宫城外侧是下层贵族居住区和仓储区；东南部是墓地所在，其中还发现了兼具天文观测和祭祀功能的观象台；西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而西北部则为一般居民居住区。遗址建筑中既有大型宫殿，又有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屋，高等贵族、下层贵族和一般平民的居住区还各自分开，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数量出现十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墓中数以百计的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陶寺遗址坐落在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的黄土塬上，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云烟笼罩着的雄伟崇山，张开双臂怀抱着孕育了陶寺文化的厚土。《管子》中对于都城选址有着这样的总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从陶寺古城的选址可以看出，早在4300年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这个原则。

        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早于甲骨文500余年的朱书文字和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系统，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乐器、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等……伴随着越来越丰富的考古发现，一个疑问涌上人们的心头，这样一座迄今为止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恢弘古城，究竟有什么来历呢？从遗址中期一座编号为M22的“王级大墓”中，或许可见一斑。这座陶寺遗址目前已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大墓里，出土了六把玉钺。钺是一种冷兵器，形状类似斧头，是我国古代兵权与王权的象征。玉钺的出现表明陶寺时期已经脱离原始的部落社会，进入到神权、军权和族权结合的早期国家时代。而陶寺遗址的发现也为我们探索古代一位先贤圣君——尧，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尧是我国上古时期的部族首领，五帝之一，被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视作“最理想的君主”。作为一个成功的君王，尧必然拥有自己的都城。历史文献中记载“尧都平阳”，而陶寺遗址的所在地临汾古称恰好是“平阳”。尧所处的时代按照古史传说记载，比夏朝早一、二百年，这个时间刚好也与陶寺遗址吻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显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所以陶寺遗址是尧都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考古学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科，在确认陶寺遗址就是尧都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还在不断寻求新的证据。

        在对陶寺墓葬的发掘中，四件彩绘龙盘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因为只在大型墓葬内出土，且每个墓葬只发现了一件，所以专家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代表身份地位的礼器，盘龙纹也很可能是王族的标志。耐人寻味的是，在《左传》《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中，都有尧以龙为图腾的记载。大、中型墓葬中还发现了很多成套乐器，其中鼍鼓和特磬的出土，将这两件乐器的历史上溯了一千多年。据文献记载，尧舜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乐舞，而陶寺乐器的出土也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能够欣赏并演奏乐曲。

        此外，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由13根呈扇形分布的柱子组成的古观象台。经过遗迹复原和模拟观测，考古学家们发现，古人可以通过在观测点从柱子的缝隙观测日出的方位，来确定农时节气，证实了《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的重要实例。

        陶寺遗址的考古挖掘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心血，丰富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映照，大量证据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仍然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表示现在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在等待更多的证据和研究。但毫无疑问，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对于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和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意义。（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