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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太，同“大”。原，“广平曰原”，望文生义，太原就是一块大平原。于是，很久很久以前，“前”到十万年那么久，太原就有先民繁衍蕃息。学术上的说法，把这段历史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再发展，就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2021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从太原市国科大材料能源学院附属中小学建设项目施工区域内，发现一处距今有55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这是近年来，太原盆地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史前聚落，也是迄今为止，太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这片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陶器，也发现了当时独有的“五边形”房屋建筑基址，可以说5500多年前，在太原这片土地上，古人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早的“家”。

镇城遗存，再现古人生活痕迹

　　遗址位置，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镇城村。这里地处长梁背山山前的冲积扇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但也算平缓，西南大约5里是汾河，东北大约3里是柏板河，不远不近，既无水患之扰，又能供日常生活——文明总是伴水而生，此处也不会例外。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遗址内共发掘仰韶时期灰坑98座，陶窑11座，房址2座；明清墓葬6座，出土了大量陶片以及石器、骨器、兽骨等。其中，陶片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白陶仅见1件，据此复原出了彩陶罐、红陶素面敛口钵、灰陶碗、灰陶罐、白陶器座等。陶器多为手制加慢轮修整，素面，少数红陶上施黑彩，图案以圆点、直线、弧边三角、网格纹、刻划纹为主。这是考古学家们判断时代的重要依据，并据此判断此处遗址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

　　在本次考古发现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发现了古人居住的房屋，一间只有32平方米的“蜗居”，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半地穴式，平面略呈五边形。墙壁和地面被火烧过，所以显得很坚硬，这样做能减少潮湿，也稍微能避免滋生蚊虫。地面上有三排孔洞，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明显的木柱痕迹，但除非要支撑屋顶，也想不出来别的作用。就在这里面出土了许多陶片，考古学家们辨别出来的有陶釜、陶罐、陶钵、尖底瓶等物，所以，这便是此间主人的“起居室”了。房屋南边发现了一个圆形灶坑，直径约1米，深0.5米，灶坑壁面为坚硬的红烧土，底部平整，有青灰色烧结面。灶坑东南边有直径0.3米的烟道与其底部相通，壁面也为红烧土。此处也出土了许多红陶片，分辨出来的有陶钵和尖底瓶，在烟道近灶坑处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灰陶罐。

　　考古学家们还在这儿发掘出了一些器物，石刀、石斧、研磨器、骨锥、陶纺轮等，他们推测，这时的社会形态处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此处的主人过得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汲水而饮，炊釜而食，纺织而衣，掘穴而眠，仰可观星汉之壮，俯可见山川之美，很像中国第一首诗中说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两具灰坑内人骨，将时光转向“义井”

　　房屋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畅想了美好的田园生活。但是古人的生活真的如此悠哉吗？据考证，仰韶文化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过二十四五岁，疾病、战争、野兽、自然灾害等均是夺走古人生命的不可抗力。当然，也由此留下了很多疑问。

　　在此次遗址考古发现中，在房屋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具尸骨。据该项目负责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裴静蓉介绍，一具是年约28岁的成年男子，一具是6-7岁的女童，男子俯身而卧，左臂置于身侧，右臂置于背后，下肢交叉，似有捆绑的痕迹。女童侧身置于男子腿部，上肢置于头部，下肢微屈。两具尸骨呈“十”字摆放。值得关注的是，尸骨被发现在灰坑，也就是垃圾坑内而非墓葬中，虽然有些陶片、猪骨之类，但一眼可见并非陪葬品。所以，我们初步推测，这两具尸骨可能是被杀害之后专门丢弃的。这是仅有的信息，但带给人们的疑问更多——这两具尸骨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没有，为什么被一同杀死？

        在项目汇报中，裴静蓉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C14年代测定，这两具人骨所存在的年代大概在5000年前，为仰韶文化晚期，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太原正处于“义井文化”时期。山西省著名考古学家田建文曾经介绍，“义井文化”的提出，是山西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义井彩陶的出土，是其他地区少见的现象。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也说过，“在远古时期，创造了‘义井文化’的义井人，是远道而来的使用着‘西阴文化’的‘镇城人’的后裔。”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人骨进行同位素测定和DNA检测，不久之后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提供给我们一些答案。

镇城人，到底来自何方？

　　镇城遗址是太原市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仰韶时期房址，居住的人可能是太原市第一批居民：“原住民”“老太原人”。那么镇城人到底来自何方呢？

　　田建文先生曾针对镇城遗址的相关内容做过系列报告，他立足山西，深入探讨过此问题。首先，在灵石口以北的晋中盆地，包括吕梁山在内，发现距今6000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仅仅是祁县梁村、太谷上土河、娄烦童子崖、离石吉家村和后赵等遗址，但目前还难以跟镇城人挂上钩。翼城县枣园遗址，考古人识别出了“枣园文化”，距今7000年至6400年，分布于晋南、豫西、陕东。枣园文化中的陶器，除了双唇壶、双唇瓶、盆、钵、夹砂罐之外，还有陶鼎，意味着这支文化要到太行山以东，首先产生陶鼎的地方，去寻找它的老家。“枣园人”的祖先从太行山以东到晋南，太原东、西两山不敢说是必经之地，起码可以说是有可能路过。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11月在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曾提出，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了“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这就是考古学界熟知的“Y”字形文化带。为此，苏先生还做了一首《晋文化颂》的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古老的镇城人，就在这一条“文化带”上，起到了“纽带”的作用。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宿命，这批古人最终选择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存生活。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太原。（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