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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原副所长解廷藩今年已82岁高龄，作为第一代云冈人，解老把全部的青春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云冈石窟的保护维修事业，退休后依然心系云冈，在得悉复旦大学牵头组织《中国石窟保护70年》口述史采访的消息后，撰写了《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四十二年回顾》一文，详细介绍了自己数十年参与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经历。

　　2019年复旦大学牵头组织《中国石窟保护七十年》口诉史采访之后，我时常想起关心云冈石窟保护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并肩作战的前辈、老友，云冈石窟的专业工程队伍。现以本人从1959年到2001年，从事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工作为线索，梳理云冈石窟的科学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同市没有文物管理机构。1952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成立。它同时管理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观音堂六处文物古迹。大同古迹保养所归山西省文物工作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直接管理，云冈石窟的员海瑞、李建宁都是山西安排来同工作的。直到1958年，机构人员才交由大同地方政府管理，成为地方编制。1959年，我被大同市文化局招聘为干部，云冈石窟员海瑞所长通过考察，把我挑到云冈石窟开启了我从事石窟寺保护工作职业生涯。

培训学习

　　1959年在山西省侯马市，我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省文物工作培训班学习。1960年至1962年，我在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工作、学习三年，为我日后从事石窟寺的科学保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60年，云冈石窟员海瑞所长找我谈话。他说：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到文化部文物局古代建筑修整所（简称古建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学习，培养你为科学保护云冈石窟技术工作者，你要和古建所科技人员一起工作，要学好并掌握技术，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我十分高兴，经过简单的准备，携带户籍簿和粮油供应手续来到北京报到。古建所由室主任纪思先生安排我和先期到达的中南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见面，他们是化学实验室负责人林求发（厦门大学毕业），技术指导谢菊娘（华侨，武汉大学毕业），技术操作员范子英和王家寿。跟随他们一块工作学习的有我和古建所的贾瑞广、李哲元两位同志。在纪思室主任的领导下，成立了古建所化学保护研究室，聘请林一、叶作舟两位先生为顾问。我们正式开展了对丙烯酸酯类高分子化学材料应用研究工作。工作期间，林一、叶作舟先生专程来指导工作。

云冈石窟的科学保护工作

（一）化学试验与工程试验同时开展

　　1960年初，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会议”。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主持，与会人员有文物局领导、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及文物局事业单位负责人，并通知云冈石窟派员参加。会议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讨论，决定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要求做到“保持现状，不改原貌，修缮后达到‘有若无’的境界”。这项研究保护工作由古代建筑修整所负责，要求以云冈石窟为试验基地，尽快开展创新工作。至此，云冈石窟的科学保护工作拉开了序幕。

　　会后，古建所主持工作的姜佩文副所长率领纪思、杨烈等几位同志拜访了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地质学院，姜所长、杨烈陪同地院的老师们到云冈石窟实地视察工作。杨烈同志就云冈石窟第1、2窟维修加固工程中地质方面应考虑的问题，请教王大纯、苏良赫二位教授，为他日后主持第1、2窟加固保护工程开拓设计思路。

　　1960年7月，由古代建筑修整所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组成“云冈石窟勘测队”，对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测绘工作，对地质岩石结构、水文、风化机理诸方面问题进行考察。在地质学院教授的建议下，我们在第18窟山崖顶部，距岩壁约12米处开凿深9米、直径2米的深井一处；在第3窟后室东北角开凿深4米、宽2米、高2米的平洞一处，用于水文地质观察。

　　面对洞窟坍塌、裂隙、风化、剥落，到处岌岌可危的现状，加固抢险工作迫在眉睫。姜所长在纪思先生的陪同下，专访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派留美归国的一级研究员林一先生出面接待。林一先生根据实际所需，为姜所长联系了中科院中南化学研究所叶作舟先生。他说：叶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应用高分子化学材料搞裂隙压力灌注粘接加固，这项研究成果，与你们的要求不谋而合。在林先生的帮助下，古建所领导很快与叶先生面谈，叶先生同意派遣科研人员到北京工作。古建所挤出50平方米的办公室建造了一座专职化学研究室。

　　作为石窟科学保护研究的“试验田”，云冈石窟派我专职赴北京工作学习，与中南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古建所的两位同志共同参加化学实验室工作。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的黄克忠、岳瑾玉，波兰留学回来的王丹华、胡继高，上海高校毕业的邱百明、蔡润陆续来到古建所。多种人才的到来，标志着古建所从单一木结构古建筑研究保护逐渐转化为多种材料文物保护研究机构。

　　在北京古建所化学研究室，经过近三年的工作学习，我对丙烯酸酯类材料的性质、提纯、加工、配制方法及步骤已经初步掌握，可以独立完成工作。实验室内丙烯酸酯类的应用研究成熟后，室主任决定应用到云冈石窟现场进行裂隙灌浆粘接加固的试验研究。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把化学材料运送到大同云冈石窟？在火车、汽车均不可行的情况下，研究室领导决定派我和李哲元同志骑自行车负责化学材料的运送工作。1962年9月中旬，我们二人从北京出发，途经近400公里的砂石路，翻山越岭，经历了宣化到化稍营最难走的俗称“五虎十八盘”的山路，历时一周时间，安全抵达大同，顺利完成任务。

　　化学组其他人员于9月下旬乘火车抵达大同，又改乘公共汽车来到云冈石窟。第二天，我们就在临时搭建的化学实验室展开工作。林求发、谢菊娘二位老师深入现场，在第1、2窟工地勘察，指挥石工老师傅在1窟塔柱背面以裂隙为中心开凿一条宽约15厘米的凹槽，并配备一块同样大小的石条，将其放入塔柱开凿好的凹槽内，封闭石条与榙柱之间缝隙，并安装灌浆管6个待封护材料固结后，将配制的丙烯酸酯类材料连接灌浆管加压灌浆。这样把石条和塔柱粘接加固在一起，并渗入塔柱断裂的缝隙中将其固结，达到提高塔柱整体强度，防止塔柱断裂坍塌。应用高分子丙烯酸酯类材料加压灌注1窟榙柱围岩裂隙粘接加固获得成功，达到预期效果。

　　高分子化学材料能否用作石雕防风化，提高风化石雕强度，取得保护文物的效果？为此，我们做了喷涂加固试验研究。第1窟东壁带幡浮雕喷涂后，虽然提高了浮雕强度，但是由于颜色灰粉过多，破坏了石雕整体面貌，它违背了文物修缮原则，试验失败。因为使用的加固材料具有可逆性，可以调和稀释剂去除不当的涂料使浮雕恢复原貌。3年后，我负责采取措施去掉了不当涂料。在第1窟东壁佛传故事浮雕喷涂后，有些光泽强度改善提高了。这一试验，我曾多次观察。第2窟后壁佛龛内交脚菩萨曾用加热石蜡封护过，第2窟西壁中部石雕用丙烯酸酯喷涂适度效果较好。第10、11窟之间，外壁平台佛龛内，坐佛脸面、右臂、左肩用丙烯酸酯类材料粘接归安复原。化学试验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早在1960年地院两位教授就提出利用第1、2窟进行工程试验。接受地质学院专家的建议，古建所杨烈先生提交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方案经过多次开会研讨，反复修改后，吸收地质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的创意及研究成果，1962年4月在文化部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兼职古建所所长）参加的试验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会议上，认定了设计方案并确认由杨烈同志主持实施。

　　1961年4月，在姜佩文所长倡议下，大同市成立“云冈石窟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市委薛凤霄书记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姜佩文（文化部文物局古建所副所长）、景炎（山西省文化局局长）、祁乐天、萧秉敏（副市长）担任，委员由马义之（市文化局局长）等13名相关部门领导担任。“云冈石窟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任：马义之，副主任：阎国瑞、宗富华、员海瑞。办公地址是上华严寺。在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参加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确定以云冈石窟第1、2窟为试点，试图从各个方面取得一套修理石窟的经验和方法，会议决定成立专业工程队。1962年，因精减机构，工程队下马，保留下6名工人。他们是石工渠成金、马发、王厚，瓦工刘贵成、尚荣，木工张宝。

　　1963年春节，我回大同过年。李建宁先生建议我留下来，直接协助杨烈、杨玉柱搞第1、2窟的工程修缮，单位批准我留下来工作。这样，我就再没有回到北京古建所化学实验室。

1963年秋，云冈石窟第一期试验工程完工，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在第1、2窟前留影纪念

　　云冈石窟第1、2窟试验工程施工人员由山西省文工会调动原永乐宫的搬迁队伍。工程于1962年7月11日正式开工。我当年直接参与这项工程并做了大量工作，熟悉工程项目在工程实施中碰到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第一期试验工程于1963年10月底竣工。工程项目、施工措施以及经验教训，我们可以阅读杨烈先生撰写的第1、2窟试验工程总结报告。工程取得的试验效果可以说非常成功，第1、2窟的今貌就是实证。

（二）云冈石窟参与国家科委十年规划科研项目

　　1963年，国家科委制定出“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1963-1972年）”。规划中有关“石窟崩塌、风化的防止与处理”，负责主持单位是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即原古代建筑修整所）。

　　该科研项目共十个子项目，大同云冈石窟文物管理所参与的研究项目有五项。国家科委这个“十年科研规划”有关“石窟崩塌、风化的防止与处理”课题，我是云冈石窟唯一的课题参与者。

解廷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