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旅游网

　　在学界的印象中，山西没有汉代石刻遗存。光绪版《山西通志·金石记》记录了汉碑15通，竟无一留存。故而清代山西巡抚胡聘之在总纂《山右石刻丛编》时，只能从北魏正光四年（523）碑刻收录起。即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的《吕梁碑》碣，笔者与同仁遍寻吕梁山源头骨脊山而无果。然而，吕梁汉画像石题刻铭文的发现和研究，彻底改变了古来山右无汉代石刻的历史。

　　1919年（民国八年），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村出土一批汉画像石。其中左元异墓14块画像石中，左右两根石柱刻绘华丽，精美大气。右石柱阴刻隶书铭文：“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21字；左石柱阴刻隶书铭文“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19字。由于该石柱装饰华美，书法高迈，据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记载，出土后有部分画像石经商人辗转运到北平，一时轰动京城。其中郭仲理、郭季妃墓石椁隐藏于炭儿胡同某古玩商店，新中国成立后归于故宫博物院；左元异墓二铭柱售于外国人，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并为镇馆之宝。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曾赴加拿大采访作过专题节目。但多少年来，学者们仅关注对汉画像石绘画内容与雕刻艺术的研究，却没有认识到题刻铭文书法重大的艺术价值。

　　左元异墓题刻书法柔美华丽，形质高雅，呈现出超凡脱俗的风格。其线条舒展流畅，运笔外方内圆；横笔一波三折，蚕头燕尾；竖笔欲下先上，圆润中矩。从总体看，字间大小匀称，字形扁方秀美；挥笔落墨从容不迫，神采飞扬；书刻双精，秀润超群，表现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力和高超的掌控水平。其书法风格，很好地反映了在持节中郎将幕府中主管奏章文书、执掌与匈奴往来重大事务的奏曹史墓主人左元异对中庸之道、君子如玉的精神追求。其书法艺术水准，超越了著名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汉代名碑。

　　吴执墓题刻书法（如图），篆字结构，隶书运笔；有篆字的特点，有隶书的创新。如“西河平定长乐”“吴执”等字的结构，奇异、古雅、秀美，极为符合儒家“中不偏，庸不易”的美学理念。书法笔道娴熟、姿态优美、运笔自信、使转自如。其价值尤为使读者从篆书结构、隶书运笔中看到了篆体隶化的过渡痕迹，解读了隶篆变革、字体演进的奥秘，在同时期汉碑中为仅见，是汉隶中的高格神品之作。

　　牛公产墓题刻书法雄劲古雅，严谨沉稳，法度森严。其字形方正趋扁，构字稳重整齐，风格刚健劲秀。其运笔波挑有力，藏头护尾，表现出作者对劲健刚强书风的追求，属汉代隶书中一流之作。可与同时代《嵩山太室石阙铭》《衡方碑》《张迁碑》等相媲美。

　　孙显安墓题刻书法展示出泼辣野逸、雄强恣肆的“草隶”风格。从字迹看，书写者握笔提捺有道，按顿得法。行笔不求圆润，但求性情；解构单字不正，整体不歪；起笔收笔，如丽人美臀，最见功夫。其风格类似汉简，又比之规矩；形若《曹全碑》，又比之放肆。正是随意中见功夫，粗率中见性情。其笔迹保留了竹简书写时横画左高右低的运笔特点，呈现出民间书法粗率不羁而又不失规矩的风格。可谓工场作坊、工地一线书法艺术家之高迈者。

　　牛伯仪墓题刻书法特点是金石气重，富贵气浓。结构严谨，内收外敛；横弓竖直，外方内圆；起落整齐，四角伸展。其字型庄严大气，典雅富丽，仪态非凡。作为厅堂横额，仪式横标最为醒目。该题刻虽仅有5字，却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超过了同时代《鲜于璜碑》的水平。

　　长期以来，文人学者对山西汉代石刻给予高度关注。上世纪末，在省内零星发现芮城县“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临猗县《东汉建宁元年残碑》。而在吕梁境内三川河流域，从上世纪20年代汉画像石出土到目前，发现的题刻铭文达14处（组）20多条，其中墨迹题记4处（组）。这些题刻铭文，以阵容较大，特色鲜明，水准高迈，向世人呈现出山西汉代文化的底蕴。

　　吕梁汉画像石题刻铭文书法的核心在于创新，书法风格出于篆隶而无一雷同。篆隶为汉字之祖，清初大书法家傅山在《霜红龛书论》中指出：“楷书不自篆隶而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清人王澍（shu）《论书剩语》云：“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入门第一正步。”在当今人文兴盛的背景下，吕梁汉画像石题刻铭文书法的发现和研究，将为广大书法爱好者以及人文学者传承汉刻笔法、领悟书法创新精神，提供高水准的书法范本。

　　今时，作为大量汉画像石题刻铭文发现的山西，完全可与承载了汉代文字隶变成果最为丰盛的洛阳、山东、四川、湖南等地相比肩。同时，这些极具文化价值、书法水平完全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同时代名碑水平的题刻铭文，将有力地提升三晋文化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王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