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旅游网

        运城，古称河东，是一个具有“上百万年文明起源，五千年文明历史，两千年大一统”文化标识的地方，亦是被先秦史学家确认的最早称为“中国”的地方。

        在这块“中华民族的滥觞之地”上，距今约4500万年左右，高等灵长类动物曙猿已经向类人猿进化，被称之为“类人猿亚目黎明的曙光”。西侯度先民们在180万年前就发现了火的妙用并开始用火，开启了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用火的先河；60万年前，匼河古人已经开始掌握锤、砸、碰、砧石器加工等技术，最早进化为黄河流域的渔猎部落，初透出“农耕文明”的曙光。公元前27世纪，在这里活动的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发生激战，从而推动了原始氏族部落的解体与各部族间融合，催生了华夏民族的诞生，奠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根基。风后作为辅佐黄帝的大臣，不仅帮助黄帝战胜蚩尤，而且发明了指南车，成为中华科技的开山鼻祖；蚩尤曾带领九黎氏族部族在这里兴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之后的尧、舜、禹先后在此建都，谱写了中华民族先祖们创业建都的历史，更为中华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历史进入文明时代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为神农、黄帝、蚩尤、帝尧、帝舜、大禹、商契、皋陶、伯益、后稷早期活动的地方，扫地坛、蚩尤村、风后陵、西阴村、稷王山、舜王坪、舜帝陵、禹王城、汤王故里、后土祠、傅相祠、运城盐湖、虞坂盐道等历史文化遗址，无不印证了这块土地是中华民族起源和延续的所在。与之相辉映的历史传说和典籍记载，如嫘祖养蚕、舜歌南风、大禹治水、仪狄酿酒、玄鸟生商、日中为市、后稷稼穑、傅说版筑、少康中兴、荆村出埙、蓄养五牸、猗顿贩盬等等，又印证了这块古老的黄土坡沿、盬盐湿地是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化植根的根蕴宝地，是华夏之根、中国之始、文化之祖。

▍世纪曙猿与人类远祖 ▍

考古发现

        1916年，北洋政府实业顾问、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沿黄河两岸调查矿产资源时，于垣曲县寨里村附近土桥沟发现了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并于1923年发表《中国北部之新生界》论文，把始新世哺乳类动物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寨里村曙猿化石出土地点

        1983年，美国卡耐基博物馆地学部主任玛丽•道森博士，对垣曲盆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古城镇寨里村土桥沟发现了一块偶蹄类头骨化石。1995年5月，中美科学家又在垣曲发掘出一对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世纪曙猿下牙床，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有关曙猿的生理材料，中美科学家把垣曲发现的这种曙猿取名为世纪曙猿，并证实这些化石生成于4000多万年前。“曙猿”的意思是“类人猿亚目黎明的曙光”，意即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猿。随后，两国科学家又分别在世界权威科学期刊《自然》（2000年3月）与《古脊椎动物学报》（2001年4月）上发表研究论文，认为“世纪曙猿”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早的、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约生活在距今4500~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高等灵长类动物祖先的发现，“是中国20世纪考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它不仅表明曙猿是一个十分原始的灵长类家系的成员，而且有助于解决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在灵长类动物家族中，类人猿动物的世系源自何处。

        200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以《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为题，对“世纪曙猿”及其研究成果作了报道，指出：“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同时也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人类远祖

        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但是人和猿共同的始祖又源自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世界考古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曙猿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处于高等灵长类动物向类人猿进化的过渡阶段。曙猿化石发现以前，由于人类化石不断出土，人类摇篮说曾摇摆于各大洲。

        1856年和1907年，分别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使人类摇篮欧洲说风行于世。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在非洲发现了以埃及法尤姆人为代表的大量的早期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后，非洲说又占了上风。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运城市垣曲县发现的“曙猿化石”却证明：运城是人类最早的故乡。

        地球的历史已有45亿年之久。地质学上将地层自形成分为5个“代”，从古到今是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其中新生代是地球历史上最新的一个阶段，新生代划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距今7000万年左右。新生代时被子植物迅疾发展，各种食草、食肉的哺乳动物空前繁盛，世纪曙猿就出现在这个阶段。据专家们估算，世纪曙猿生活在距今约4500万年前的垣曲盆地，那是新生代第三纪早期。地球在新生代第三纪的气候跟如今比起来，更为温暖、湿润而且较少变化。

        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杨钟健经过考察对垣曲盆地第三纪早期的地层作了详细描述：约在6500万年前，垣曲一带是淡水湖泊，现在的黄河还没有诞生，那时候的气候常年炎热、雨水充沛。湖泊的周围生长着许多和现在热带植物差不多的植物，湖水中生活着许多田螺、河蚌、鱼类等，特别是两栖类的爬行动物鳄鱼、腹足类的蜗牛等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哺乳类动物开始在湖岸出现。

        自然界生物的诞生与发展，最终导致古猿类逐渐演化成现代人，而曙猿在人类进化的孕育史上无疑具有坐标性意义。

三趾马牙齿化石和石制品

烧骨动物化石

▍西侯度与人类用火 ▍

考古发现

        

        西侯度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发现于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1961年和1962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做过两次发掘，发现石制品、烧骨、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化石。古地磁测定的年代为距今约180万年。

二青会圣火采集地——西侯度遗址

        遗址中的动物化石有鲤、鳖属和鸵鸟属，还有22种哺乳动物，包括刺猬属、巨河狸属、兔科、鬣狗属、剑齿象属、平额象、纳玛象、李氏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鹿亚科、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真犀亚科、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其中绝灭属占47％，绝灭种占100％，属早更新世的动物群。动物化石表明西侯度年均气温比现在高，接近亚热带气候。

        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古老的石器。石器材料绝大部分为石英岩制成，十分坚韧，除非施加很大而又集中的打击力量，否则是不易碎的。石器中，除了一件为火山岩、三件为脉石英外，其余均为石英岩。在石器组合中，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其中发现石核共7件，表明当时不仅使用了大石器，而且也使用小石片或小石片加工成的石器。石片在西侯度发现了7件，打片采用了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刮削器有凹刃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和圆刃刮削器，打磨和使用痕迹比较明显。砍斫器有双面砍斫器3件和单面砍斫器7件，有打击和使用过的痕迹。三棱大尖状器只发现1件，是拣拾品，推测来自相同文化层，因附近未见其他文化层。

        动物化石中，有一个保存两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它的左角靠近角节的主枝上，有一个横断面呈V形的沟槽，其上具有明显的人为切割或砍斫痕迹。

火的使用

        在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批颜色特殊的化石标本，颜色有黑、灰和灰绿，大部分是哺乳动物的肋骨，这种不同颜色的骨体并非矿物所染，而是燃烧所致。过去人们曾认为北京人用火的最早时间是距今六七十万年前，而西侯度发现的烧骨却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移到了180万年前。

        火的使用及其伴随而来的光亮给人类的行为方式带来了重大改变。从此，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且人类的活动不再限制于白昼的长短。另外，一些哺乳动物和咬人的昆虫会躲避火和烟，从而会减少人类遭遇过多的伤害。同时，火的使用还让人类开始懂得烹饪食物，而这种最早的烹任方式就是烧烤。烹任过程中杀死了食物中的寄生虫和病菌，免除人类因食物中毒而生病的可能。经过火烧烤的动物和植物更利于消化吸收。

        火的使用，是人类第一次开始懂得使用一种自然力。火的使用，促进了许多人类特征的进化。故此，恩格斯认为，火的使用，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史，同时证实了河东地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因此，引起全球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89年，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克教授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专程到此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坦言，这是全人类共享的伟大发现。

▍后土祠与土地崇拜 ▍

后土本义

后土祠

        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古人在依靠耕种土地获得生存、繁衍、发展中，无法理解风调雨顺及干旱雨涝的自然因素，便认为大地是由一些奇异神灵主宰的，农作物的丰收与否，取决于那些主宰神灵的高兴或发怒。高兴年代，风调雨顺，反之，旱、涝、冰雹等灾害发生，则是在摧毁它所负载之物，或者是不愿给人以万物。于是对那种超然的、无形的控制着土地的力量加以信仰和祭拜，既报答土地滋生万物之恩，又祈求土地赐予更多恩惠。所以在祭祀天、地时，将天、地合称为神祇。东汉马融释云：“天曰神，地曰祇。”即天神地祇。神祇泛指各种神灵后，古人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创新出新的尊称——皇天后土，并由此成为天地的专称。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后”云：“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令者君后也。”《康熙字典》释“土”字云：“五行之一。”《说文》：“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易•彖传》：“百榖草木丽乎土。……后土，取厚载之义。”又《正韵》曰：“后土亦取厚载之义。”

        典籍中对后土不乏记载，主要有：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原注：“后土，土神也。”又《大祝》云：“建邦国先告后土。”唐贾公彦疏云：“后土，土神，土神则社神也。按《孝经纬》云：‘社者，五土之总神。’”

        《尚书》云：“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国大夫对秦穆公言：“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又《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又《昭公二十九年》云：“土正曰后土。”杜预注：“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又云：“后土为社。”再《成公十三年》云：“天下以后土为主宰，总管百事。”

        《礼记•月令》曰：“中央土，其曰成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楚辞•九辩》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漧，即干）。”

        东晋杨泉所编《物理论》云：“地者，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黄地祇，亦名后土。”

        由于典籍记载繁杂，致使对后土形成了三种释义：一为古代称大地为“后土”，犹称天曰“皇天”。二为土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坛。《礼记•月令》云：“其神后土。”又《檀弓上》曰：“君举而哭于后土。”郑玄注：“后土，社也。”三为古代掌管有关土地事务的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土正曰后土。”杜预注：“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就世俗而言，由历代帝王专祀的后土，是主宰大地之神，其地位与天帝相同，并称皇天后土。庶民百姓尊称为“地神”，俗称“地爷”。

土地崇拜

        古人对土地的崇拜，最初是古人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反映，其最早表现形式为伴有娱神的活动。《礼记•礼运》载：“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篑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郑玄注云：“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土鼓，筑土为鼓也。”《古代汉语词典》释“桴”字云：“通‘枹’，鼓槌。”意思是说，古人在那里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用草槌敲地取乐。这种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的祭祀初始形式，也是古人对皇天后土表示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体现出人类对天地最根本、最富有哲理的认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也就是说在天地面前人人平等。

        礼之初始形式亦反映出古人视天地如父母，天地是所有人共同的父母的认识；也表示了自己对天地恐惧、依赖的心理，及期盼通过与天地沟通交流，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

        随着崇拜理念的深化，逐步形成“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礼，瘗其物”的祭祀礼制，亦得以规范化、严肃化。这样一来，祭祀形式也发展为虔诚祈祷、直接祭献。《礼记•郊特牲》云：“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埋于大坎，祭地也。”孔颖达疏云：“以天之高，故燔柴于坛；以地之深，故瘗埋于坎。”由于祭地是把供奉之物品埋入所规定的地下，久而久之，这些地方便变成了土地神祇的象征或神体，有的地方把这种土堆称之为“冢土”（《诗经•大雅•绵》）。《通鉴纳目》载：“轩辕氏祀地祇，扫地为坛于脽上。”这里所称的脽上，即汾阴脽，遗址在今万荣县西南，居于黄河与汾河交汇处，是天然的方泽之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独断》）。所以，黄帝在河东打败蚩尤，完成了部落统一的大举后，挟着一种胜利者的心情去祭祀大地之神，也就是后来说的“社稷”。同时，将人们挖方坑祭祀改变为“置土设坛”祭祀。

        后土祠内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文载：“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二帝”应是尧、舜二帝，“八元有司”是八位专司祭祀的大臣，“三王”是指夏商周三朝的各王，岁岁都要到汾阴脽祭祀后土。

皇族圣地

        夏王朝建立后，人类社会逐渐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于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支配权的确立，使得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只有他们的力量才可以支配，于是以所谓的“天之子”来主宰众生。这样一来，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祭祀活动也由原来的个人自觉行为演变为受掌权者操纵的集体行为，并逐渐为国家独占。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并确定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国策。于是重大的祭祀活动成为只有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才可以进行的“国家典礼”，成为统治者利用鬼神来神化王权的手段，亦为“等高下，别尊卑”的政治工具。

        《史记•封禅书》云：“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就是说自夏朝始将“设坛祀之”发展为“立社祭后土”，成为“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天地之礼必于国郊”的礼制。商周相继，并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化和制度化。《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又《史记•三王世家》云：“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

        后土祭祀发展到汉朝达到顶峰，即由“黄帝扫地为坛”改进为修庙建祠崇拜。汉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刘彻诏令创建汾阴后土祠，即是对西周以来“大社”的沿袭与发展。“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左传会笺》）。从此，“营泰畤于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汉书•郊祀志》。汾阴后土祠由此成为西汉帝王祭祀大地之神（即地祇）的圣地，亦成了炽盛于历史脉动的皇族圣境。据国史典籍记载，自西汉，经东汉、十六国、唐朝迄北宋5朝有8位皇帝怀着无比虔诚和崇敬的心情，19次对资生资育的后土圣母顶礼膜拜；西汉、北宋和金（南宋）、元两朝，计有7位皇帝先后7次派遣朝廷官员代为祭祀后土。后土祠也由此被世人公认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祭祀后土之神的原地，亦是国家祭祀大地之神唯一可考的肇始之地。

▍半个蚕茧与植桑养蚕 ▍

考古发现

半个蚕茧

        

        西阴遗址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一高地，俗称“灰土岭”的地方。1926年3月，由李济和袁复礼先生调查发现，同年10月首次发掘。1994年10—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公布了详细的考古报告。

        西阴遗址在第一次发掘后，考古学界一度将之归为仰韶文化类型。随着第二次考古发掘以及目前学术的研究，学术界将之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遗址，即西阴文化。西阴文化以盆、罐（瓮）瓶、钵（钵形甑）为大宗。盆有曲腹敛口、鼓腹广口、斜腹敞口之分；钵有曲腹、鼓腹、斜腹之别；罐以钢轨形沿为特点；瓶有尖底、平底两类，均以重唇（及其变体）为主要特征；瓮有圆肩小口、折肩大口两种。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陶色大体分为红（褐）、灰两类。纹饰以线纹和彩绘占多数，有少量弦纹、堆纹等。素面占相当比重。彩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彩绘一般为深红色陶衣或白色陶衣上绘红、黑色彩。彩绘的基本造型是弧线三角、圆点和线条。基本主题是生殖。陶器制法完全为手制，最普遍的制法是泥条盘形后慢轮整修，少量小陶器也有捏塑而成的。

        彩陶是西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彩陶在西安半坡遗址就存在，庙底沟遗址也有发掘，但西阴彩陶具有典型性。西阴文化彩陶构图十分复杂，绘画语言极为丰富，表现手法多样，表达含义比较隐晦，解读十分困难。西阴文化彩陶基本的构图要素是弧线三角和圆点，但其中的弧线三角均可以同时从阴文和阳文两个角度来观察。从阴文的角度观察，这些弧线三角就是花瓣的形状；从阳文的角度观察，这些弧线三角是鸟的造型。距今约6000年前开始的西阴文化彩陶是人类能够观察到的最早的花鸟画，开创了中国绘画的一个经典主题。花和鸟可以理解为女性和男性或阴与阳的象征。西阴文化彩陶用阴阳互衬的手法，表达阴阳对比的概念，用非常具体的形式表达出抽象的哲学思想。阴阳概念的起源当远早于西阴文化时期，宋代以后拟构出来的太极图基本上只能算是西阴文化彩陶的翻版。

        西阴文化的文化基础是半坡文化，族群基础主要是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发端于陕晋豫三省交界区，鼎盛时期控制中原广大地区，东起豫中平原，西至青海东部，南自汉水中游，北达河曲地带。其影响所及东至于海，西及甘青，南抵长江之滨，北达燕山之阴，莫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西阴文化在扩展过程之中瓦解了固有的文化基础，造成了诸多族群的融合与重组。其以绚丽多彩的彩绘“花”纹为旗帜，开启了“华”夏族群的先河。

半个蚕茧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丝茧的证据。与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 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争的事实。”

        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郎顺目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馆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厘米、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并认为山西晋南是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

        1982年，中国著名蚕学家蒋猷龙研究员通过研究野蚕茧和桑蚕茧的疏松程度及其交织状态，认定西阴遗址中蚕茧是经过驯化的桑蚕茧。

        “半个蚕茧”距今已有5600~6000年，已被确认为中国蚕茧制丝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半个蚕茧”的发现充分证明运城是世界上植桑养蚕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