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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寺塔

　　运城盐湖区安邑虽是乡镇，却蕴藏着年代久远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厘清其脉络可见古安邑厚重的历史文化地位。77岁的景锐，是运城盐湖区安邑人，50余年痴心研究安邑文化、发掘安邑文化、振兴安邑文化，在当地素有“安邑文化乡贤”和“安邑文化活字典、活档案、活化石”之誉。

证实关龙逄墓就在安邑

　　关龙逄，夏末忠臣，被誉为“千古谏臣第一人”，关于其墓究竟在何处的争议历来颇多。2011年4月21日至22日，全国关氏宗亲总会将各地关氏宗亲会长和五方代表召集到郑州，共同论证这个问题。

　　平定、长垣、灵宝、陕县的有关人士先后各抒己见，最后发言的景锐详述依据、侃侃而谈：“我认为关龙逄葬在山西安邑有几大理由：一是安邑火车站附近有关龙逄的墓地，墓前有两通市、区政府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碑；二是1994年版《运城市志》（县级市）453页载：关龙逄墓地‘在安邑城东北1000米……墓冢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前原有‘夏大夫关龙逄之墓’大型碑刻一通。据《解州全志·卷之十一安邑县古迹六》载：‘夏关龙逄墓在县东北二里玉沟山，河南灵宝县亦有关大夫墓，当以安邑为正。’；三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安邑县志》211页载：‘夏关龙逄墓在县东北二里玉沟山……’；四是唐乾元年间立有碑，由张谓撰文，此碑已失。但《安邑县志》220页载：‘夏大夫关龙逄碑乾元中立，张谓撰，在城东北二里许关龙逄墓上。’可惜此碑在上世纪60年代平田整地时失去。但县志所载不虚；五是明嘉靖年间也立有一碑，是解州判官吕楠撰文，文曰：‘夏大夫关龙逄谏桀而死，其墓在安邑东北三里……’此碑已断为两节，我同康杰中学关回恩拿《安邑县志》金石记部分所载与此碑文对照，一字不差；六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言如泗、宋在诗所编的《安邑县志》图八是关龙逄墓图；七是历代文人吕楠、王道晖、杨愈节、康如琏、李甲黄、景昌会、柴晋芳等都到此祭奠过，并留有诗句，他们都认为关龙逄埋在安邑；八是关龙逄去世时，夏朝的国都就在安邑（现在的山西水利学院所在地），他作为‘囚犯’被杀后拉出都城埋掉是合乎情理的；九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河东地面关氏宗族年年清明节到此祭奠；改革开放后，海外关氏宗亲会代表也不时来此祭奠，他们都认为关氏始祖关龙逄埋在安邑。”

　　依据各地发言推断，关氏全国宗亲总会长关群生当场宣布定论：“关氏的始祖关龙逄就埋在山西安邑。”

老骥伏枥编撰《安邑志》

　　2014年，景锐在编撰《安邑志》过程中，听人说到“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清朝乾隆二十八年编写的《安邑县志》”，他闻言大喜，不顾年迈体衰，乘坐绿皮火车两赴太原，复印了山西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安邑县志》作参考。为让后人看到最原始的安邑古城图，他发动几位编撰《安邑志》的老会员，各自发挥行文、绘图、收集资料等特长，以步丈量，以绳计长，用得出的精准数据绘制出一幅完整清晰的安邑古城全貌图。

　　在编撰《安邑志》时，景锐发现原《安邑县志》载，卫夫人是安邑王范人氏；1994年版《运城市志》685页也载：“卫铄（272-349）字茂漪，东晋女书法家，汝阴太守李矩妻，人称‘卫夫人’，叔父卫恒，祖父卫瓘，曾祖父卫凯，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尤其是书法，自成一家，素有‘书圣’‘妙手’之称誉。”684页又载：“卫凯，东汉征士卫皓的曾孙。卫皓，代人，湛于儒学。孝明皇帝闻其贤，遣使到代征皓入洛阳。行至安邑王范（今运城市王范村）病卒，即葬王范村南五里鸣条冈上。从此皓的子孙家于王范。”且有卫家墓塚、卫家祠堂和卫家巷作证；但中学历史课本、《辞海》《夏县志》却载：“卫夫人，今夏县人氏”。

　　卫夫人究竟是何方人氏？景锐联同乔兆坤、曲陕定几次驱车赴安邑王范村、夏县尉郭苏庄一带，反复查资料，找文物，访百姓，寻祖坟，看墓碑，多番寻踪探幽考证得出结论：夏县尉郭苏庄的卫姓是从王范村（原安邑县）迁徙而来的卫夫人后裔，属于卫夫人宗族的一个分支。因此，卫夫人故里不在夏县尉郭苏庄，而是在安邑王范村。

　　之后，景锐又和乔兆坤、樊培学、樊宇岗、郝运生，还有王范村村委主任，找到运城市市志编篆办公室，陈述其理由，经市志办反复研究后，2018年版《运城市志》即将卫夫人故里改为“东晋河东安邑（今盐湖区）人”。

确定太平兴国寺塔始建朝代

　　安邑有座太平兴国寺塔，虽屡遭地震而分分合合，仍屹立至今，被公认为中国最高的古塔，但关于塔的建造朝代却说法迥异。一说“始建于隋代”，据隋史记载，隋文帝曾诏各州广筑佛塔，以践“我兴由佛法”之言，但细查无更多史料为证；二说“创建于唐贞观年间”，依据是清康熙版《平阳府志（卷三十一）·古迹》载：“兴国寺塔，唐贞观年建，有碑记。塔高三十丈，基广亩余，尽以砖甃”；三说“创建于宋代”，依据是《山西通志》载：“塔建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四说“唐建、宋修”，依据是1994年版《运城市志》载：“太平兴国寺塔，位于市区东7公里的安邑城内东北方。唐建，宋修。”

　　该塔究竟建于哪个朝代？景锐与乔兆坤等在编撰《安邑志》时，反复查阅考证了《平阳府志（卷三十一）·古迹》《解州全志·安邑古迹》、1994年版《运城市志》《山西通志》、民国版《安邑县志（卷十二）·古迹记》、民国版《安邑县志（卷十五）·文选》、民国版《安邑县志（卷十六）·诗选》和民国版《安邑县志（卷十三）·金石记·谯郡太守曹恪碑》。

　　《文选》载：民国十二年（1923年）县长郑裕孚所撰《房公祠存碑记》云：“安邑县署东有兴国寺，建自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寺有塔耸然而特立，又有造像三五石委弃于颓垣野草之间，民国十年四月，余由临汾移守斯土，拟徙石而存之……又得残石二十七种，悉置于房公祠。”

　　《诗选》中有民国元老、县志主编、著名学者景定成（即景梅九）诗作：“塔高兴国寺，瑞霭海光楼。和尚庵常在，畦田盐自收。”并自解道：“邑中太平兴国寺，建自元魏，有塔高二百六十尺……塔内有元魏造像。”

　　《谯郡太守曹恪碑》曰（大意）：曹恪原籍安徽，其祖父官宦河东郡，父亲跟从太武帝征讨盖吴有功，致仕休养于安邑。父母皆卒于安邑……太守本人，年近九十，一心向佛，曾倾其家资造佛像、佛塔，手抄佛经，朝夕诵读，公元544年因病逝世。”

　　郑裕孚曾见、并存放过寺中造像、碑碣，所言“安邑县署东有兴国寺，建自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寺有塔耸然而特立。”理当为据；景梅九断言：“塔高兴国寺”“建于元魏”“内有元魏造像”说得明明白白；《谯郡太守曹恪碑》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安邑古塔建于唐宋以前。因为曹恪90岁（534）时仍生活在元魏朝代（386-534），距隋(581-618)、唐（618-907）还隔着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四个朝代。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元魏和东魏朝代的高龄老人朝夕诵读佛经，若无寺院近在咫尺，势难想象；况且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兴起，手抄两部佛经不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更不要说造佛像、佛塔送给外地寺院了。如此，寺院和佛塔必定在安邑。

　　据此论据，景锐与乔兆坤等人得出结论：太平兴国寺塔建于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距今1586年，比西安大雁塔唐永徽三年（652）还早219年，是中国建筑年代最早的砖塔。（王志英 武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