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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窟南壁东端第1、2尊佛像头部粘接缝隙

第13窟南壁七立佛

迷雾重重的第13窟

　　处于云冈石窟群中部西端的第13窟，给人的印象低调而神秘。这是一座仍保持着古风的穹隆顶大像窟，北壁主像为高约13米的交脚菩萨。西壁风化严重，除了最高处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北魏时期的雕刻之外，其余全部被清代泥塑彩绘覆盖。东壁层层布龛，从佛龛下面的供养人阵列看，众多功德主参与了此窟造像。南壁屋檐下七立佛最为突出，佛像体形高大，衣饰华丽飘逸，场面壮观，气势非凡。窟顶围绕巨大的蛟龙，另有近十组龙形云纹，其间夹杂着化生天人。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第13窟的开凿年代颇有争议，原因除了其特殊的窟形之外，主要还是在主像右脚面上发现了两粒“黑石”，由此引发的“黑石之谜”曾在学术界刮起一股“黑”旋风。据《魏书》记载，文成帝恢复佛教后，诏命时任宗教领袖的师贤监造一尊石佛像，脸上、脚上各有黑石，与皇帝身上的黑痣吻合，意为帝佛合一。20世纪80年代，陆亦峰、员海瑞先生发现第13窟交脚菩萨右足上嵌有两颗直径约六厘米的黑石，自然将此与《魏书》中记载的“令如帝身”的石佛联系起来。只是，菩萨面部目前仍被明清时代的塑泥覆盖着，尚不能确认有无黑石，一旦哪天泥皮剥落，菩萨脸上露出黑石，第13窟主像是文成皇帝的造像就可以确认了。若如此，云冈石窟的始凿年代将比现行惯用的“和平说”提早八年，也就是文成帝复法的公元452年。这可能会使整个中国石窟寺造像的断代分期、样式变化等既有定论，发生重大变化！

　　“黑石迷雾”尚未散尽，一个新的谜题又出现了。第13窟南壁窟门与明窗之间雕刻的七立佛，并排立于庑殿顶下方。庑殿顶被巧妙地分成三部分，中间的庑殿较宽大，内雕三尊立佛，东西两侧庑殿略小，内各立两尊佛像。七佛，说的是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娑婆世界已有六佛先出世，释迦牟尼是现在佛，排在第七。他们依次出世宣说法理，照明世界。乍一看，此七立佛的面貌、衣饰、姿态并无区别，肉髻高耸，面形圆润，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袂飞扬，下摆翻卷如波。七佛都站在覆莲台上，右手一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下伸。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佛像背光中的图案组合略有不同。再细端详发现，东端两尊佛像头型略显扁长，头顶肉髻较小，额头略窄，眼皮鼓垂，眼角上挑，肉鼻浑圆，唇中垂尖，人中有窄沟，下颏有重纹，不但手印相与另五尊北魏立佛不一致，并且包括左手都是后来补雕安装上去的。这是为什么？

易头的佛像

　　抵近细察东端两尊佛像，第一尊立佛清秀、唇小、耳短，接近女性面容特点。第二尊立佛大耳垂肩、唇宽，面露英气，似男性。更奇特的是，两尊佛像的头部居然与其左手一样，是后来装上去的。佛头与壁面之间有一道裂隙，颈部接合得自然而隐蔽。是谁？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将原先的佛头换掉？新装上去的佛头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历朝历代都对云冈石窟有过不同程度的修建、补塑和彩绘，有的载于史书，有的刻于碑石，有的书于洞窟壁面上。辽、金两朝分别是契丹、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他们都笃信佛教。《金碑》中对辽、金时期的石窟保护和维修事迹作了详细记载，最值得注意的是辽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和清宁六年（1060）刘转运监修石窟一事，与第13窟补雕佛像有密切关联。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第13窟南壁七立佛东起两尊立佛头部并非北魏原雕，而是后来装上去的，从造像艺术特征及历史资料分析，它们接近辽、金时代的风格。

辽代云冈石窟那些事

　　辽代，大同作为陪都——西京，在云冈石窟实施了浩大的修建工程。近50年以来云冈石窟窟前、窟内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遗物，有生活用具，武州山窟顶东部甚至发现辽、金时期修建云冈石窟窟前十大寺院等工程时留下的铸造工具与建筑附件的遗址。张焯先生说：“从历史上看，契丹佞佛甚于女真。云冈石窟的历代维修，无疑以辽朝皇家重修为最具规模。今天我们在五华洞看到的大型、细致的泥塑修补工程遗迹，可以感觉到，当时是尽可能依照北魏原貌进行补塑。”

　　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下层西侧佛座上有一方辽代“张间□妻等修像”题记，此题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题记中的落款纪年可识“戊午年”，另有两字不清，怀疑为圣宗开泰七年（1018），也可能是道宗大康四年（1078）。内容大致讲一支不足十人的修像小团队，有汉人，有契丹人，以女性居多。他们在北魏原雕的基础上修补佛像，从当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用了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大大小小修补了1876尊造像。

　　1876，有整有零，此数字应不虚。但七个月的时间真的能修补这么多佛像吗？

　　首先，题记尽管出现在第13窟，但并不代表所修补的1876尊像都在第13窟内，题记相当于此次工程的总结，只是将它放在了这里。第11窟中心柱南面的二胁侍菩萨，头戴冠，面颊丰润，双眉之间有白毫，眼眯，颈细腰瘦，着半袖露胸上衣，下穿及地长裙，外罩短边裙，裙腰束带，垂结环绶，呈现出契丹女性风姿，明显是辽代补雕作品。其次，辽人此次活动主要是为已风化剥蚀的石雕进行塑泥彩绘，比重新雕刻石造像速度要快。

　　话说此二佛像与下华严寺泥塑菩萨相比较，尽管身份不同（一为佛、一为菩萨），材质亦存异（一为石雕、一为泥塑），但造像的五官特征等都表现出一致的风格。华严寺位于今大同城城西，分上寺和下寺，寺内北阁当初供奉着数量不等的石像和铜像，有男有女，有的穿帝王服装，有的穿常服，他们是道宗之前的辽代诸帝及皇后，说明辽人有为历代帝、后铸像的习惯。这些铜像直到元代依然存在。现在可以确认了，云冈石窟第13窟东端二佛头是辽代的发愿者将北魏原造像的佛头凿掉后改换的，并具男女相的特征，这可能是在暗喻什么人物。

　　试想，除了皇帝，谁敢妄自尊大，与佛比肩？帝佛合一的理念早在北魏平城时期就渗透到佛教造像中，这尊在辽代被更换佛头的佛像代表哪位皇帝呢？那尊具有女相特点的佛像是否代表了某位辽代的皇后？

　　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后同样具有崇高的地位，皇后家族因此进入权贵之列，即“后族”。后权是皇权的延伸，也是皇权的分享者。后族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族”属于外戚，历朝历代为防止政权旁落，都针对后族参政制定了相似的制度，汉代以来的“子贵母死”制最为典型。辽代一共经历九帝，其中四帝朝中发生六起废后事件。尽管如此，辽代历史上还是多次出现了“女主干政”“太后听政”的局面。

佛像的化身是谁？

　　《金碑》中说，“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云冈石窟）”。既然是“再修”，说明母后或他人在此之前已有过修建活动。母后是谁？她是钦哀皇后萧耨斤，即兴宗的母亲，也称法天皇后。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述，褒贬不一。她为圣宗皇帝生下长子木不孤（兴宗）、次子达旦李（耶律重元）两个孩子。圣宗驾崩后，16岁的兴宗即皇帝位，萧氏为皇太后。兴宗年少，萧氏听政，军国大事全由她做主。萧氏为巩固摄政地位，首先除掉了强大的对手齐天后。齐天后也生有两位皇子，只是早年都死了。后来，她把兴宗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百般爱护，两人相处甚好。对于齐天后来说，兴宗是她未来制衡萧氏的一张王牌。圣宗临终前特地叮嘱萧氏日后不要杀齐天后，但为了权力，萧氏仍一意孤行，违背了圣宗遗旨。齐天后被杀后，兴宗与萧氏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隔阂，萧氏遂产生废掉兴宗的念头，密谋另立次子重元当皇帝。不料，重元将母亲的计谋泄露给了哥哥，兴宗先发制人，反将萧氏幽禁废黜。实质上，这是一场皇族与后族之间的政治较量，迅速膨胀的后族势力一旦形成对皇权的制约，必会遭到反击。这场争斗，最后以兴宗发配母亲到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为父亲圣宗守陵收场。

　　兴宗完全掌政后，反而怠于朝政，朝臣们对他的执政能力深感忧虑，开始怀念萧氏摄政三年期间为推动契丹社会进步发展而采取的种种举措之事。重熙八年（1039），群臣劝兴宗迎回太后，重振朝纲，兴宗自是不从。兴宗好佛法，朝臣们有的放矢，专请高僧为他讲诵《父母恩重难报经》，此招果然灵验，兴宗被感化，决定奉迎母后回京，侍养尽孝。萧氏返回京城后，重归权力中心，她虽未明确继续摄政，但对辽朝的重振发挥了重要作用。兴宗后来转变为一位贤明的国君，并取得和宋交涉的胜利，均与萧氏有关。重熙十六年（1047），萧氏患病，兴宗第一时间赶往探视，萧氏病刚痊愈，他便两度诏令在全国实行大赦。重熙十八年重修云冈石窟，也应是兴宗为母后祈福所为。重熙二十四年（1055），兴宗病逝，长子耶律洪基继位，庙号道宗。道宗清宁三年（1057）12月，萧氏病逝。

　　我们无法确定第13窟这两尊佛像是否在“戊午”年重修的1876像之中，但它发生在道宗年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是以皇家的名义还是官僚贵族个人发愿为国、为皇帝太后造像，就很难确定了。此处，我们推测第13窟南壁七佛东起第二尊佛像是为兴宗皇帝所造，东起第一尊具有女性容颜的佛像，是为曾经临朝掌政的钦哀皇后萧氏所造。

　　那么既然是为兴宗和钦哀皇后造像，又何必缩手缩脚，偷梁换柱般凿掉北魏原造像的佛头，换上两个辽代雕凿的佛头，然后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地掩饰好，蒙蔽世人逾千年？难道此二雕像所代表的人物另有其人？内中必有隐情，甚至，雕凿者本意就不愿为世人所知？若如此，这两位人物是否是道宗皇帝和宣懿皇后萧观音？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是兴宗的长子，重熙二十四年继帝位，生母为萧氏的亲侄女，即仁懿皇后萧挞里。

　　图19道宗笃信佛教，于清宁六年（1060）在燕京奉福寺皈依佛门。清宁八年（1062），兴建皇家宗庙上华严寺，刻印契丹藏，建寺筑塔，积极支持佛事活动。《金碑》中提到的辽代修护云冈石窟的五条记录中，有三条发生在他当政时期。懿德皇后萧观音（1040—1075），是已故萧氏弟弟萧孝惠的女儿。萧观音姿容冠绝，能言善辩，擅长写诗，善弹琵琶，经常自己填词作曲吟唱。道宗对她恩宠有加，于清宁元年（1055）册立她为宣懿皇后。五年后，萧观音为道宗生下耶律浚，浚被立为皇太子。浚渐长大，开始参与朝政，这对奸臣耶律乙辛集团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威胁，乙辛愤懑，心生诡计，诬告皇后与伶人赵惟一私通。道宗受其蒙蔽，盛怒之下将赵惟一全家灭族，并勒令皇后萧观音自尽。悲怨的萧观音含泪写下一首绝命词后自缢而死，时年36岁。

　　萧观音死后不久，太子浚也因乙辛诬告谋反，冤死狱中。公元1081年，道宗察觉自己被乙辛欺骗，怒杀乙辛及其党羽，追封无辜而死的太子浚为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但对皇后萧观音的冤案置之不理，直到末代皇帝天祚帝登基后才为萧观音平反，追谥为宣懿皇后，与道宗合葬于庆陵。

　　再回到云冈石窟第13窟，如果说“戊午年”题记中发愿的官员及妻子是为道宗改造佛像，那么，很可能同时出于对皇后萧观音的敬重，将旁边并列的佛像修造为她的化身。

　　咸雍五年（1069），为了保护武州山石窟寺的生态环境，辽朝廷派军巡守，禁止入山砍伐﹑放牧。寿昌五年（1099），距“母后再修”石窟已50年，道宗皇帝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仍念念不忘云冈石窟，委托转运使提举云冈石窟的修缮事情。

　　恭宗天祚帝曾两次亲临云冈石窟，第一次前呼后拥，风光体面，嗣后，还为石窟寺题赐匾额。第二次，则是在金兵的穷追下，率亲信300余人由石窟前仓皇夺命西逃。辽代200多年的辉煌，就这样，坠落在西方。　　

　　文字：赵昆雨  员小中

编辑：苏东峰

审核：马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