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旅游网

　　中国长城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工程体量最大的一项。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的博弈，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儒家思想中，“大同”是“仁”的最终归途，是中国古代最高政治理想。北周大同城、隋大同城、唐大同军城、辽金西京大同、明大同镇城，历史上用“大同”做地名的区域，都在农牧交界的长城内外一线。以大同镇长城为重要节点的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是“华夷之辨”思想指导下“治中守边、固守封疆”方略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农耕与游牧民族在物质、社会以及精神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发展历史，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明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面对马背上飘忽不定的对手，“高筑墙”成了明王朝选择的基本对策。作为杰出的军事防御体系，长城的构筑是一个以墙体为主，烽燧、敌台、城、堡、关隘等点线面结合的系统工程。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需要通力协作，期间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其中，所体现出的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令世人赞叹。明朝建立后，北元政权尚存，虽经多次北伐，面对游走无定的蒙古部族，成效甚微。永乐后，便转攻为守。于是乎，不断在北部修筑边墙、墩堡，设镇，置卫、所，大同镇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大同北部川原平衍，无险可依，寇至无可御，多重边墙，大小镇城、卫城，犬牙交错的墩、堡，棋布星罗，遍满川原，形成点、线、面立体式的布防体系。募民实塞，下营屯田，保军需、省转运、固防守。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明代实行了大面积的军屯。包括大同镇在内的“九边”屯田先盛后衰，此断彼续，终至明末。大量的内地军民开往大同边塞，屯田助军。为了阻止蒙古部族频繁驱马南下，袭扰北边，保中原之安宁，有明一朝可谓举全国之力保证长城的御边作用。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为此民众去从军、服劳役、交赋税，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用勤劳与生命支撑着270余年的大明江山。

生生不息、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

　　作为中国古代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长城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不仅象征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力量的体现。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驻足和南下中原之孔道，自古以来大同的战略地位极其显要。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成为京都之西北门户的大同，有“屹然甲九塞”之誉。为此，明廷对大同镇的经营可谓竭尽全力。大同镇城为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在旧城基础上增筑而成。景泰年间，巡抚年富于城北筑小城;天顺年间，巡抚韩雍续筑东小城和南小城;嘉靖十七年(1538)，筑成聚落、高山二城作为东西两翼，这大大小小多座城池重重防守，确保大同镇城固若金汤。“土木之变”后，大同镇城军民协力守御，誓与此城共存亡，在半年之内连续击退也先6次大规模进攻，有效地牵制了也先，策应了于谦的京城保卫战。事后，景帝朱祁钰谓于谦曰:“大同，吾藩篱也。”270余年间，大同镇城始终精坚雄壮、巍然屹立。

　　再则，明时军人实行终身制，即一旦被编入军户则归属卫所管理，父子相传，世为军籍。正是这些既是军人、又为劳役的士卒，用身家性命铸就了以忠诚为底色的历史丰碑，用血肉之躯诠释着生生不息、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

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民族品格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言必信，行必果”，为中华民族留下“人无信不立”的道德信条。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交朋结友之基，也是治国安邦之道。同时，《礼记》还强调“讲信修睦”，人与人之间如此，民族间亦是如此。

　　长城的修建大大减少了农牧民族间的杀伐与争斗，对长城南北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有益的。隆庆初，相继入主内阁的高拱、张居正等人，提出了“华夷一家”的主张，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蒙汉关系，北疆形势迅速改观。他们牢牢抓住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孙降明这一契机，力促俺达改弦更张，实现议和，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边患。“隆庆和议”之后，明蒙双方都恪守承诺，讲信修睦，呈现出“华夷兼利”的局面。大同镇更是繁华富庶不下江南。同时，大同镇长城沿线边外地单一畜牧经济结构逐渐改变，大量汉人移居塞外，逐渐形成定居聚落，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发展起众多宜农宜牧、蒙汉杂居的“板升”，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互市贸易大大促进了蒙汉毗邻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事实再一次证明，作为民族间的军事防御工程的长城，亦是民族间交往、交流的保证，在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交融史上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民族胸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长城成为了中华各民族不断碰撞、交流和交融的地带，是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每一次北方民族越过长城进入中原，其结果都是中华文化更高层次的交融汇聚。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体为主体，农牧地域相接，经济互补，但关系并非均衡，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更强，于是如何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有明一朝，明蒙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尤显突出，而且演绎得起伏跌宕。大同镇长城最完整地记录下全部过程，从明廷“严交通外夷之禁”政策下并非平等的朝贡、贡道贸易、私市贸易，到蒙古骑兵无休止的劫掠，再到蒙汉两利的互市贸易，完成了由小市到大市、由民市到官市、从局部到全部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有无互通、平等互利，从而结束了近200年的边患。只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交融共生之路才可行稳致远。

　　和平互市的长期进行，客观上推动了长城内外沿线农牧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同时，长城沿线也随之形成一批城镇，以及商业、物资集散的中心地，如大同、张家口等。随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演进，“华夷”之别、“华夷”之辩渐渐消解于“天下大同”观念之中。“大同”思想，像一个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各民族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长城作为维系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的桥梁与纽带，使得内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萌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以强化。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大融汇、大结合的历史丰碑，镌刻着农耕与游牧民族跨越长城，携手创造和书写的灿烂中华文化之精髓，唱响着“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中华文化主旋律。

编辑：黄  敏

审核：马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