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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不仅是北魏拓跋鲜卑的历史遗存，更是中华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华丽篇章，更是欧亚文明交流融合的交响。

　　一、公元5世纪欧亚大融合的国际范——昙曜五窟

　　万里迢迢，穿越天山，几经辗转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的佛教高僧昙曜，在文成复法之际终于找到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昙曜五窟的雕凿将成为5世纪欧亚民族大融合的国际荣光。

　　昙曜延续了法果礼皇帝即是礼佛的思想，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于是文成帝与昙曜瞬间达成共识，开始了举北魏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任其裁用大肆雕凿武周山石窟的序幕。

　　公元5世纪的中国，统领中国北部的北魏王朝，平定西域兼并凉州后，在都城平城之西的武州山上开始雕凿石窟，这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跨越时空远道而来的印度释迦牟尼将在云冈石窟呈现新的样式。来自于克什米尔的高僧昙曜，以北魏沙门统的身份为佛陀争取造像权，一句“皇帝即当今如来”博得了整个北魏王朝的尊崇、信任与允诺。以当今皇帝的名义给佛陀造像是昙曜最为过人之处的谋略。熟知佛陀造像真谛，辗转于印度南北、西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昙曜，对海洋文明后裔们钟情的犍陀罗佛像和以森林文明为特点的马图拉佛像，对称雄半个中国北魏王朝的允诺都作了周全的考虑，如何在四种文明中(希腊海洋文明、印度森林文明、拓跋鲜卑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彰显佛陀本体的光华是昙曜五窟的核心思想。

　　1）令人仰望的印度圣贤

　　昙曜是国际化的传教士，但他在雕凿云冈石窟的整体设计和初衷上有着明显的文化情结，那就是佛陀的印度性。于是，昙曜将穿着印度贵族服饰的禅定坐佛安排在北壁主尊的位置（20窟主尊大佛）。将穿着希腊战袍通肩大衣的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则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北壁主尊的左右侧。昙曜把雄心壮志的文成帝雕凿成武装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合体。于是，融印度佛陀、汉朝帝王为一体的北魏皇帝造像应运而生，这便是褒衣博带佛像的滥觞。因而，昙曜五窟呈现出以印度圣贤和中国帝王为核心，多取主尊坐式雕凿于洞窟的北壁，而犍陀罗希腊风格的佛陀却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主尊的左右侧。因而，云冈石窟佛像样式是欧亚文明交流融合，政治、文化、宗教力量相互较量制衡的结果。昙曜五窟是欧亚文明在平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游牧部落首领、汉朝帝王将相各取其座，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

　　2）希腊化的犍陀罗佛像

　　犍陀罗盛行的希腊英雄式的佛陀造像在昙曜的心里位居次要，于是代表着欧洲海洋民族对印度征服，身穿希腊式通肩大衣的佛陀造像大多让昙曜以立像和左右胁侍的格位安排在昙曜五窟主尊左右的耳洞或胁侍位置。

　　对于文成帝的“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允诺并没有外貌上的实际体现，而是产生了身披印度刹帝利王子服饰的弥勒菩萨造像，如云冈第17窟主尊。对于处于战乱纷争中的汉民族儒道思想，在昙曜五窟雕凿期并没有引起昙曜的重视，所以代表农耕文明的儒家帝王和道家神仙在昙曜五窟中还不鲜明，但也初露端倪，如昙曜五窟中最后雕凿的第16窟，出现了对襟结带，具有一定汉民族服饰特点佛像样式。

　　二、印度佛像的中国化呈现——褒衣博带的太和造像

　　到了太和年间，年轻有为的冯太后与年幼的孝文帝登上了北魏的历史舞台，孝文帝是在冯太后的呵护与教导下逐渐长大的。两位伟人都热衷于学习汉文化。一尊独大的佛像就显得不能充分说明当下的政治格局了。于是出现了格位相等、体量均衡、窟制类似的双窟、组窟，比如第1、2两个中心塔柱窟，5、6两个前后室窟，7、8两个对称的窟，9、10两个规格相近的窟。不仅如此，太和年间还出现了大量一个佛龛中供养着两尊佛的体例，按佛教经义解释是释迦、多宝佛，正好对应的就是孝文帝和冯太后这两个祖孙合作的主子。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关系呢，据《法华经》所言，多宝佛为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比现世佛释迦牟尼更早，在从前的从前还是菩萨的时候，立誓在成佛灭度之后，凡十方世界有宣说《法华经》之处，必自地涌现于前，以证明此经的真义。故释迦牟尼在说《法华经》时，有七宝塔从地中涌出，耸立于空中，塔内即有多宝如来坐师子座，其全身姿态如入禅定状，并分半座与释尊。这非常符合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实际情况。多宝是释迦的前辈，成佛的时间也早。等到现世佛释迦牟尼成佛说法时，多宝佛就以长辈的身份来给释迦牟尼坐场。一个稳如泰山（禅定的多宝）的冯太后静观孝文帝的成长，一个意志坚定满怀救世理想的现世教主（说法的释迦牟尼）孝文帝，就这样以释迦多宝的名义被定格在武周山的中心区域。交脚弥勒菩萨与释迦多宝二佛对坐的佛像组合大量地出现在云冈中期太和年间的造像窟中。

　　雄心勃勃的孝文帝还想把汉家的圣贤、神仙都笼络在自己的麾下，成为一个儒道佛三权集一身的千古帝王。彪炳千秋的“孝文改制”是孝文帝希冀统一全中国的具体政策，在云冈石窟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太和年间，产生了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云冈石窟第五窟主尊，云冈石窟最高的佛）佛像的服饰也随着孝文改制的提出，出现了具有鲜明汉民族服饰特点的袈裟样式，即学术界所谓的“褒衣博带”的佛像服饰样式。

　　褒衣博带佛像出现，从北魏政治的角度来说彰显了一个雄心壮志的帝王端坐在武周山上指点江山的美好梦想。从世界多种文明融合的角度来说，希腊在犍陀罗对印度佛陀造像的影响相对弱化，在太和年间，希腊化的佛陀造像与印度本土秣菟罗式的佛陀造像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以云冈石窟最大的造像，第五窟主尊为例，高17.1米，庄严盛大，金箔贴身，如来佛祖的智慧肉髻，秦汉帝王的广袖长袍，千古圣贤的对襟，仙风道骨的飘带，都融合集中在这尊无比庄严的大像上了。世界化的印度佛教造像在云冈石窟发生了又一次影响深远的改变，这种改变即“云冈模式”的诞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全中国的石窟造像样式，以龙门石窟和南北响堂山为最，对北朝晚期和隋唐的造像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奠定了印度佛像中国化的基本样式。

　　三、云冈石窟——欧亚文明碰撞与融合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印度北部的犍陀罗佛教造像的诞生，是埃及、波斯、希腊、罗马文明与印度文明的深度融合，印度佛教造像在云冈石窟的再次变革，则是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的一次远程对接与跨文化融合，不但成就了泛希腊文化在亚洲东部的延续，也极大程度地彰显了印度文明在中国的深层影响，而且以佛教造像为载体，融合了汉民族儒道文化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云冈石窟的造像是对古老的埃及文明、流动的希腊文明、东西衔接的波斯文明、宗教多元的印度文明的一次深度整合，并大量地汲取了汉民族儒道文明的精髓，绽放出的世界之花，真正体现了世界文明是一个多元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汲取，相互濡染浸润，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文化瑰宝与精神遗产。　　

　　文字：杨俊芳

编辑：苏东峰

审核：马   燕